学人小传
冯天瑜，年生，湖北红安人。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，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。主要著作有《中华文化史》《中华元典精神》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《明清文化史札记》《解构专制——明末清初“新民本”思想研究》《张之洞评传》《新语探源》《“封建”考论》等。他曾荣膺“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”“荆楚社科名家”，也是中国图书奖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汤用彤学术奖、湖北省*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得主。多项研究成果被译为英、日、西班牙、韩文出版。
年以前，记者在学术活动或文物展览上多次遇到冯天瑜。他非常谦逊、随和，曾在会场间隙、展览现场接受记者采访。
年，冯天瑜经历了一次大手术，术后一度病危；年，他被诊断为癌症，当时医生表示极不乐观。之后的4年多，他多次住院。病床上，他坚持阅读，笔耕不辍，整理出版多部专著。
年6月17日，记者拜访冯天瑜时，他从书房缓步踱出。这个他每天伏案工作的书房里，10个大书柜摆满了不靠窗的三面墙。在打开的电脑文档上，记者看到一部正在撰写的《周制与秦制》书稿，当时已有近20万字。为赶在80岁时完稿，冯天瑜每天都工作七八个小时。
交谈中，有出版社打来电话，沟通书稿翻译事宜。记者了解到，年1月，“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”办公室启动本年度项目，冯天瑜的《中国文化元典十讲》《中华文化生态论纲》同时入选，将分别译为德文、英文在海外发行。
博览少年深受史学熏陶
冯天瑜出身书香之家，父亲冯永轩是史学教授，早年就读武昌高师（武汉大学前身），从学著名语言文字学家*侃，后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，师从梁启超、王国维。从小的家庭文化环境，让冯天瑜较早接触到历史文物，深受史学熏陶。
冯天瑜自幼酷爱文史。小学三年级至高中期间，他随母亲住在湖北省图书馆。省图“住读八年”，博览中外名著，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。冯天瑜说，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经典作品，但早年从文史名著获得的中西文化体悟，对后来深入理解历史问题，尤其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大有助益。
少年时，冯天瑜喜欢阅览游记和地理书，甚至可以随手绘出中国各省区及世界各国的版图轮廓，如数家珍地说出各地面积、人口、简史及国民经济总产值。20世纪80年代，冯天瑜与陪同的外国友人纵谈该国自然、经济，令对方大感惊讶。他表示，地理常识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，多读点地理书、游记、笔记小说，熟悉地图，以合古之治史者“左图右史”“知人论世”说，体察古事古人如历其境。
看到冯天瑜喜爱文史，父亲冯永轩甚感欣慰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，他连续几个寒暑假给冯天瑜讲授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全文和《史记》选篇。“每天晨起，父亲手中从来不持片纸，不仅能够逐句吟诵经典原文，而且背诵程、朱等各类注疏，并联系古今史事，议论纵横。而我则记录不辍。偶尔插问，父亲又申述铺陈。如此，从早到晚，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。”冯天瑜说，小时候他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，正所谓“好读书而不求甚解”。真正由泛览进而精读，默识深思，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，其转折发生在—年父亲庭训这段时间。当时并未意识到其意义，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，才深知其重要。
走入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人生，用冯天瑜自己的话说是“蓄之久远，发于天然”。20世纪70年代后期，他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，调到湖北大学历史系。“我30多岁才初入学术门墙，即深感理论思维紧要。读了一些思想史名著，渐渐被《读通鉴论》《明夷待访录》《历史哲学》所吸引。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。”冯天瑜说，《明夷待访录》的“新民本”观，成为他追考中国思想史的指针；他曾反复精读《历史哲学》，深受其整体史观、辩证史观的启迪。这3本书成为冯天瑜的“看家书”，既“观其大略”，获得关于文化学的理论架构；又采取“多遍读经典、每遍攻克一主题”之法，熟悉其精义。
深入探究中华文化生成机制
从年开始，冯天瑜致力于文化史研习。40多年来，他一直把文化生态作为重要切入口。从《中国古文化的奥秘》《中华文化史》到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，冯天瑜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，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冯天瑜认为，文化史不限于个别文化英雄的业绩记述，绝非帝王将相的家谱，而是亿万庶众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的创造性“共业”。由地理环境—经济土壤—社会组织—*治制度共同合成的深层“文化结构”，是左右历史进程的推动及制约的决定性力量，亦决定了民族国家的集体生存方式。在年3月出版的《中华文化生态论纲》中，冯天瑜强调，“人类的生态战略须作路径抉择，应当扬弃直线进化的惯性思维，辩证地综合人类全部生态经验”。
研究中，冯天瑜尤其注意考察推进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。他不仅研究文化的“外化过程”“内化过程”，还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、彼此推引。在重视结构分析，揭示隐蔽在深层的、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的同时，冯天瑜丝毫不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，始终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和系统论的方法，综合诠释中华文化特质，以剖析中华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。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，冯天瑜总是强调将历史信息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，致力于说明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。张岱年曾称之为对文化史、思想史研究的“重要贡献”。
始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，并从一个长时段提供理论研究的独特价值，是冯氏学术研究的基调。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傅才武对记者说，社会大转型中的文化现代化问题，与历史学和文化史研究命题息息相关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冯天瑜体现出作为一个学者的理论自觉，既援引时代入学术，又以学术呼应时代急需。
在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“多维结构”中，冯天瑜近年来尤重“制度文化”与“生态文化”两个方面的探讨。“周制与秦制”是中国古代史上长期互渗互动的两种国家制度，儒家和法家的学说是这两种国家制度的思想基础。他在编撰中的《周制与秦制》的“题记”中说：“‘周制—秦制’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对基本范畴，它们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生成、演化，并非由某些个人‘顶层设计’左右其兴灭。生态环境于因革间持续维系，三千年周制与两千多年秦制未成明日*花，若干变异着的要素仍与吾辈共生同行。”其著述目的是：“概述周制、秦制内涵，简析二者的历史功能，及其在现代社会建设中的效应。”此前，冯天瑜曾在《“封建”考论》《中国文化生成史》等著作中略涉此题，然言未尽意，故运用二重证据法及古今中外比较法，续作抉发，以还原两制状貌。这也是冯天瑜目前正全力以赴努力工作的重点。
持续推进区域文化研究
冯天瑜的区域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贺觉非合著《辛亥武昌首义史》。当时，贺觉非交给冯天瑜大量手稿和资料卡片。在认真考订、消化和吸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，冯天瑜着重对武昌首义前后一系列似乎已有定论的微观问题，逐一爬梳，重新考证。
“做历史研究，亲临历史现场，对当事人进行访谈，充分搜集口述史材料是非常必要的。他同时提醒我，人是感性的动物，研究一个人物久了，会对这个人物有偏好，研究一个地方久了，便会产生一种乡土情结。因此，在进行史料分析时，要学会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，不能以今人之好恶来定古人之是非。而应当尽可能广泛占有史料，以中立的态度，公允地立论。”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周荣说，在《辛亥武昌首义史》中，冯天瑜以这种态度纠正了不少访谈资料的缺失。
对于史籍记述分歧、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史事，冯天瑜进一步缜密考订，提出了诸多有别习惯说法的新结论，其中就包括与合作者贺觉非不同的研究成果：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吴禄贞主持的花园山聚会，科学补习所只是承其绪的组织；《大江报》时评《大乱者，救中国之妙药也》作者并非詹大悲，而为*季刚；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为10月9日，并非10月8日；首义第一枪由程正瀛打响，并非熊秉坤；等等。这些研究结论颇受学界
